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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序一序二 前言 “不是那个世界”

 部  “不值得活着的生命”：遗传治疗第1章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

第2章“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

第3章对直接医学屠杀的抗拒

第4章“不规范的安乐死”：医生接管

第5章参与者

第6章把“安乐死”带到集中营：14f13特殊处理行动

 第二部  奥斯维辛：种族治疗第7章奥斯维辛研究所

第8章坡道上的筛选

第9章集中营中的筛选

第10章屠杀的社会化

第11章囚犯医生：选择的痛苦

第12章囚犯医生：努力治愈第13章囚犯医生：与纳粹医生的合作

第14章注射器杀人：石炭酸注射

第15章试验冲动

第16章“党卫队制服中的人”：恩斯特·B

第17章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第18章治疗—杀害之冲突：爱德华·维尔特

 第三部种族灭绝心理学第19章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浮士德式的交易

第20章奥斯维辛自我：角色转换中的心理学主题

第21章种族灭绝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著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众多著述中包括《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人》和《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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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旗帜首先用作纳粹党的象征，然后用作纳粹德国的象征。卍字旗帜由希特勒设计，红底中间为一个白圆，里面是一个黑色卍字(卍字在梵文中为幸福或好运之义，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古老象征)。

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道纳粹医生的某些事情，问我：“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畜牲？他们还是人吗？”我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吃惊：他们当时是人，现在也仍然是人，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及奥斯维辛本身，都是人类某种独创性和残忍性的产物。

（有国际声望的精神病学家）鲁丁撰文赞美希特勒和这场运动是“决定性的……开创性的一步，使得种族卫生成为德国人民中的一个事实”……纽伦堡法律“防止了犹太人的血液进一步渗透德国基因库”。

埃洛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关于T4项目和14f13项目杀害的人数，通常是以下这些统计数字：来自各家机构的成年精神疾病患者8万人到10万人，各家机构的病童5000人，针对各家机构的犹太人病人的特别行动的1000人，集中营囚犯转运至（14f13项目）屠杀中心杀掉的2万人（克莱估计，到1941年年底，约有93521张“床位”被腾空派作其他用场［7万病人被毒气杀掉，外加2万死于饥饿和药物］，换言之，这些精神病机构的病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被杀掉）。然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过低，被杀掉的人数可能是这些数字的两倍，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欺骗的因素，造成的混乱，许多记录的毁灭，这些都使得获得准确的估计数字，已不可能了。

那些特别屠杀中心杀掉的人数也是如此。哈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普通“安乐死”和14f13项目屠杀的人，人们的估计从2万（此地主管洛劳尔的继任者格奥尔格·伦诺估计的数字）到40万（茅特豪森前司令官法朗士·佐尔雷斯临死前所说）不等；3万人大约是较准确的估计。尽管与“最后解决”中屠杀的数百万人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不起眼，但它们代表了在被称为医院的地方所进行的令人震惊的大批量谋杀。

特别行动队执行面对面枪杀时遇到的严重心理障碍，被纳粹领导人知道了。鲁道夫·霍斯后来这样回忆：

“我听过艾希曼的描述，犹太人被配备机枪和自动手枪的特别行动队扫射倒地。据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场面，人们在被射中后乱跑，还要再次去击毙已经射伤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特别行动队的许多人再也不能承受在血泊中行走，结果自杀了。一些人甚至疯了。这些突击队员大部分不得不依赖于酒精来完成其可怕的工作。”

编辑推荐

*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100万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的被杀。“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 一位幸存者说。你看，本该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却在纳粹体制的掩盖下肆意妄为、大加杀戮，真是可恨之极。

*一位原来如此敏感的人深深浸入纳粹的意识形态，就使得他既是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又成为了医学刽子手。

* 被称为“党卫队制服中的人”的恩斯特·B，他有着一种怎样的人格特点？

* “其*邪恶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希特勒”的纳粹医生是谁？约瑟夫·门格勒的双胞胎实验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实施的？

书摘插图

恩斯特

·B的家庭：“我从不告诉她全部真相”

恩斯特

·B与妻子和年幼孩子的联系对他的奥斯维辛生活至关重要，但这是间接和隔着一段距离的。

他对奥斯维辛的早反应之一就是

“我做错事了，尤其是对我妻子而言。”他提到了一件事，自己坚持要参军，而妻子是反对的，而参军把他带到奥斯维辛来了，尽管“我真的没想到会是现在做的这种事情”。当他们两人感觉怪异地来到奥斯维辛后，“半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她］”。这是因为值勤的安排，但也可以猜想是因为对于见她有所迟疑。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他对妻子说：“我和这整个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待在卫生研究所里。”事实上，“我从不告诉她全部真相”。随着他较为频繁地去探望妻子——他和韦伯的安排使得他每两三个月就能够回家待一周，他“有了一种好的感觉和一种坏的感觉”。他想看到妻子和孩子（“我回到家里当然非常快乐”），但同时又有一种愧疚感（“我?希望让事情再次好起来”）。他觉得有必要让妻子和奥斯维辛隔开。    

他谈到自己有极其强烈的

“内在抗拒”，不想让妻子到奥斯维辛去看他（“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他们开始曾一起在奥斯维辛待过几天，当时妻子询问了关于集中营的一些问题，他给了一些通常的编造理由（在这样大的地方，许多人死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有一个焚尸场，焚尸场烟囱那样冒烟，是因为它烧得不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可避免地知晓了大部分真相，但他还是希望能让她有一个“对事情较为闭锁的观察”。每次探亲回来，他还会因奥斯维辛与宁静家庭生活的“鲜明对比”而不安，让他有一种“一个人能够不驻扎在那里面是何等幸运”的强烈感觉。

1944年，他们的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因婴儿猝死综合症而夭折。恩斯特·B形容自己妻子对此的反应是“巨大打击”，但他自己的反应没有这样强烈，因为他与这个婴儿接触很少，而“未来看来并不光明??作为一个婴儿死去可能并不那样悲剧。”不过，他补充说，这也可能是一个“将要到来之事的颇有道理的迹象”——可能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的惩罚，这可能是上帝的惩罚，是因为奥斯维辛。    

恩斯特

·B

将对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这些想法与自己愿意去帮助囚犯联系起来，不过他更将这种愿意帮助归因于他与自己父母、尤其是父亲的

“联结”。他谈到父亲“正直的人生”，“拒绝做任何让步”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他表达了另外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两人［父亲和母亲］发现我以这种方式来做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么对于他们就几乎是不可承受的。”他是不是真的视自己为进行“犯罪行为”，或者是面对着这些，或者是面对有可能去这些事的可能，对此恩斯特·B没有清晰界说。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他是在与一种父母为中心的良心的联系中，才为接近地把自己的行为与犯罪连接起来了。

序一

本书出版的

14年后，那些纳粹医生仍然浮现于我脑中。我忘不了他们，忘不了这群普通人在一个大杀戮的世纪所参与的那场的屠杀——堕落的人类行为。而且，由这些人展示出来的首要的纳粹法则——用屠杀来进行治疗的法则——在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仍然不断重现。    

人们马上会想到

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塞族进行的“种族清除”。尽管它的规模要小一些，但那场屠杀与纳粹模式非常相似。在集中营内憔悴等死的人们，各个受害群体中受害者关于屠杀和受辱的大量证言（这里面包括对波斯尼亚女性的有组织强奸，有时还强迫她们的家人在场观看），这种相似性甚至超越了那些画面和叙述。    

它们有一种深层的相似性：即种族国家主义的神秘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准军事残忍相融合。如同纳粹的意识形态，塞族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个人与集体的复兴，要治愈自己所感觉的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可以回溯到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回溯到14世纪的土耳其征服。这些创伤只能用消灭那些自己认定的目标来治愈。也与纳粹的情况相类似，塞族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确，代表着一个“大塞尔维亚”种族清除的杀人意识形态，正是出自塞尔维亚科学院中的人。于是，也出现了纳粹式的职业杀人者与杀手中的专业人士的分工。

然而，塞族的种族清除在一个重要方面与纳粹模式不同：由于

20世纪后半期大众传媒变革，这场种族清除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世人广为知晓。任何一个有台电视机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苦难的受害者和劫掠的塞族屠杀者。随后，互联网又进一步把细节传遍了全世界。    

我本人对这些早期场面的反应与许多其他人一样

——一种不安的感觉，混合了恐惧、愤怒和羞愧。不过，对我而言，这些场面又与我在纳粹行为中看到的是如此相似，它们是我所称的“种族灭绝心态”（这是我和埃里克·马库森共同提出的一种说法）的一种鲜明表现。我感觉自己必须公开表明立场，支持制止屠杀的干预。我与人数不多的一群专业人员合作，依据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计划来这样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以及美国副总统办公室的人，表达我们的看法。由于美国总统的反对及美国国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和其他类似小组的活动没有成功。看来，种族灭绝的鲜明可见，并不必然导致其终结。无疑，纳粹的大屠杀没有被清晰曝光。它被有意保密，不让外部世界知道。纳粹可以充分控制他们的环境，使得其隐瞒行为，至少是部分奏效。尽管种族灭绝的证据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但还是被有效地模糊化和掩盖，这使得德国人和其他人对此的态度转向否定和麻木。这样说吧，人们对大屠杀是既知晓又“不知晓”。在纳粹自己的圈子里，对于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揭示出来多少，呈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不管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袖有着什么样的种族灭绝的激情，但在这场运动中，即便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是不少人被认为未对大屠杀做好思想准备。信息上的部分闭锁，使得纳粹医生将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星球”，常规的道德在这里不适用，所以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参与屠杀的疑虑。这种遮蔽不管多少有限，对于纳粹屠杀的成功和程度起到了保护作用。有段时间，似乎塞族种族清除的显而易见会导致人们来制止这个过程。这场屠杀很早就被注意到，然而，各国都同意的国际干预方式却被一拖再拖。在干预上的这种迟疑不决——这不仅仅是在前南地区，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也都是如此——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羞耻。不过，就塞族问题而言，干预的想法一直被讨论着。这也并不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人，而且这场屠杀的显而易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了自发的观看者，所以必须处理它，或者至少是避开它。总之是人们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大的不舒服。观看者的这种无处不在，终推动了干预，尽管用来阻止种族灭绝的措施本身还是有问题的。无疑，电视频繁播出恐怖场面也会有反作用，人们会在心理上变得麻木，从而对这些画面无动于衷。不过，这些画面也有助于保持观看者的不舒服，进而推动了干预。    

所有这些导向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考察过这个问题与种族灭绝的联系，也就是，作恶者的掌控，掩盖其已做之事或所做之事。他们宣称其全盘掌控了生与死，又将这种无所不能延伸至对真相

?的控制。希特勒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夸张之问：“今天还有谁谈论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吗？”当然，他是指，他坚信在这类事情上这个世界的记忆是短暂的，不过，他也宣告了对知晓和真相的主宰，以及对这个世界如何回应其大屠杀行为的掌控。塞族作恶者也是这种姿态，他们编造自己的故事，一口否认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如此多的屠杀行径。    

对种族灭绝的持续否认，就希特勒的大屠杀而言，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那些堕落的

“研究机构”，它们提供注解，在几十年后来支持纳粹对真相的掌控。另外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却更处心积虑的例子，是土耳其政府否认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它不但使用了庞大的官方机器，而且运用了强大的美国广告业的高超技巧。对历史的这种作伪，必须被视作种族灭绝本身的延续，它会鼓励其他的种族灭绝作恶者（正如希特勒谈论亚美尼亚人时所暗示的那样），使其继续他们的大屠杀，而不担心历史的惩罚。    

在一个小小的日本邪教组织

“奥姆真理教”中，我看到了所有这些种族灭绝倾向的一个缩影。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的5趟地铁列车中施放了致命的沙林毒气。12人被毒死，5000人受伤。这是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暴力活动。然而，这个组织更为宏大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年的11月贮存和施放更多的沙林毒气，并打算从俄罗斯买一架直升机来施放。按照这个邪教领袖（guru）近乎精神病的推理，在大规模施放毒气之后，日本、美国和其他大国会相互指责，要求对方为毒气事件负责，结果必然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则会带来其想要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也是《圣经》里提到的决战。奥姆真理教还贮存了生物武器，并在探讨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由于武器小型化的技术一直在发展，现在不仅大国和中型国家，而且一些越来越小的反政府邪教团体，也都有可能去进行“滴入”式的种族灭绝行为了。奥姆真理教也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杀戮职业人士”。它宣称，要用毁灭世界的方式，将世界从无处不有的污秽中拯救出来，这与纳粹那个以屠杀来进行治疗的版本如出一辙。    

尽管奥姆真理教的有限袭击与纳粹的数百万受害者相差甚巨，但二者的动机和屠杀版本的相似却触目惊心。如同许多学者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纳粹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千年盛世邪教，它设计了

“千年德意志”，有邪教般的宗教礼仪，尤其是体现在那些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之中［这在那部令人极感不安的电影《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中展露无遗］。在一个巨大的邪教屠杀过程中，纳粹医生扮演了巫师的角色。在被派往奥斯维辛或某个“安乐死”屠杀中心之前，这些纳粹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很普通的医疗从业者（尽管也是纳粹党员），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然而，严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在近来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德国来源的争辩中，种族灭绝的社会化，这个概念引人注目。这个争辩的核心说法是，认为这场大屠杀是此前德国反犹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恶性形式之产物。对于那些下令大屠杀和那些执行大屠杀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诱因。不过，我这本谈纳粹医生的书并不这样看。我所访谈和读过他们材料的那些医生，当然也有反犹主义，而且大多数时候都热心于纳粹政权所承诺的个人前景和德国复兴，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不过是有点独裁主义、国家主义和堕落倾向而已。他们会去适应这个政权，适应分派给他们的任何环境，但他们的本质并非意识形态狂，实际上他们还会拿纳粹分子来开开玩笑，尽管他们自己也在为的大屠杀服务。    

意识形态狂热者对于奠定大屠杀的结构和动力至关重要，然而，只零星掌握一点意识形态的普通民众，也可以被有效地吸收到这些严苛的结构之中。种族灭绝的这种社会化，并不减少一个人要为自己行为承担的个体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点，种族灭绝成为一个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严峻得多的问题，一个个体和集体都能去作恶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层，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去与大屠杀进行持续的斗争，帮助我们去创造一个较为正派的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这些一直浮现于我们脑中的纳粹医生，我们就有很多可说的了。

媒体评论

为什么

“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刘瑜

一座纪念碑式的揭露，对彻底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可怕描述，在大屠杀研究上的惊人贡献。

 ——弗朗辛•德•波莱西克斯•格雷

之书

……在这一领域卓然领先，英语文献中无可匹敌者。

 ——劳尔·希尔贝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的作者

一部强力警醒之作，不仅是不忘已发生之事，而且提示着一种石碑般的邪恶

——一些受训去进行治疗和治愈的人所犯下的邪恶。

——罗伯特·科尔斯，《波士顿环球报》

这不仅是目前已有的关于医学伦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历史编纂学，对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说。在我看来，不参考这样的心理学解说，未来无人能够深刻地描述那个时代。

 ——尼尔·安切生，《纽约图书评论》

书籍介绍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