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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构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为研究者提供在外交政策、大战略调整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演变等方面理解的新视角。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的理解更加多元。本书系统地明确和发展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程，讨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范围问题，同时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研究路径区分开来，提供有关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指导。

译者前言／Ⅰ

致谢／Ⅴ

导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1

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局限/16

第二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及其自变量/33

第三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中介变量/58

第四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范围和领域：因变量/81

第五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论/100

第六章  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解决关键理论争论/138

第七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未来研究议程/160

诺林•里普斯曼，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杰弗里•托利弗，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斯蒂芬•洛贝尔，美国犹他大学政治学教授。

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

张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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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编译所译丛：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挑战是明确一个恰当的研究问题。反过来，研究问题指导研究者界定被解释现象（一个或多个）的范围、现象发生的分析层次、被研究的单元或分析单位，识别可能产生可检验假设和竞争性解释的理论，并终确定被考察的潜在案例的总体。定性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解释个体案例的结果。正如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格雷•戈茨（Gray Goertz）所指出的：“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明确落入研究范围内的每个案例中特定结果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这一政治学分支领域中，定性和定量研究者在使用“研究问题”、“研究难题”等术语时几乎都可以与“研究困惑”互换。2我们对这两者作了区分。“研究问题”和“研究困惑”都涉及对特定现象的原因或后果的探寻。两者都属于马奥尼和戈茨所说的因果关系的“由果及因”（causes-of-effects）路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加以讨论。3然而，“研究问题”涉及理论上的难题。它们是无条件的，涉及普遍性和通则（比如，X类国家如何回应Y类国家的变化？为何如此？）。从本质上讲，“研究问题”是演绎的、抽象的，而且独立于经验现象。它们可能来源于既有理论文献中的没有探索的领域或缺漏，或者来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理论流派之间的辩论。

　　考虑一下《东方编译所译丛：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作者之一（诺林•里普斯曼）在之前一部著作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相似吗？民主国家在制度、规范和程序上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它们应对体系压力和机遇的能力，并由此影响它们的外交政策类型吗？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相对于立法机构和公众的结构性自主程度，以及这些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对国内选民隐瞒目标的能力，会影响提供给战败对手的和平协议的类型和内容吗？

　　研究民主和平论的文献认为，国家的内部政权类型是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共享的政治规范和制度约束阻止了两个民主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相反，结构现实主义假设，民主国家的外部行为跟其他类型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同所有国家一样，民主国家被迫要么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追求它们的国家利益，要么冒着生存受到威胁的风险。因此，无论是民主和平论者还是他们的结构现实主义批评者，事实上都认为民主国家是“功能上相似的”，尽管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同，对外交政策和国际结果的启示也不同。里普斯曼的探索源自的假定是，“传统上将民主国家视为在国际领域中行为相近的类似国家的作法既不恰当又令人误解”。5他的研究问题打开了“民主国家”的类型，他随后发展出了关于结构性自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旨在解释国际体系压力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和国内政治动力过滤，从而理解不同民主大国终采取的媾和战略的类型变化。

　　相反，“研究困惑”（或经验困惑）涉及经验观察或现有理论的经验异例（比如，当理论期待X国在t时刻采取Z政策时，为什么X国实际上采取了Y政策？）。它们在本质上是归纳性的。困惑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或多个可观测到的经验现象需要被解释。吉利恩•施韦德勒（JillianSchwedler）对政治学中常见的两种“理想”类型的研究困惑作了有益区分：“类是无法轻易获得现成答案的；第二类是前人研究给出的答案似乎并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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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主张，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合乎逻辑的扩展。在《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和斯蒂芬•洛贝尔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只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扩展，也不只是更新汉斯•摩根索和E.H.卡尔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尝试。因此，它是一种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且从直觉上看比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或建构主义更令人满意。几位作者详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量和假定，讨论了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展示了与其他主要理论存在共识和分歧的领域，论证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解决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困惑和争论。

媒体评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主张，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合乎逻辑的扩展。在《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和斯蒂芬•洛贝尔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只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扩展.也不只是更新汉斯•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尝试。因此，它是一种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且从直觉上看比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或建构主义更令人满意。几位作者详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量和假定，讨论了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展示了与其他主要理论存在共识和分歧的领域，论证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解决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困惑和争论。

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过去十年中已有大量讨论，迄今为止仍缺乏缜密而细致的表述。在本书中，作者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表述，并辅之以案例考察、丰富的研究议程以及开展研究的指南。如同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必须协调好国内和外部力量，一个好的理论亦是如此。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突破性进展。这部著作展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体系和行为体层次的基本模式，并由此超出结构现实主义和其他竞争性理论。对于那些希望了解现实主义理论以及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南加州大学教授

前言

　　译者前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学派展开外部论战的同时，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传统内部也发生分化，综合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要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独树一帜，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内部为活跃的分支，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其开展理论建构和经验拓展。

　　本书三位作者，诺林•里普斯曼、斯蒂芬•洛贝尔和杰弗里•托利弗，就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撰写了利用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并且联合主编了几部著作。正是在前期所做的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三位作者意识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面临的诸多误解、质疑和批判，试图在这本书中澄清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提供更为系统而严密的理论论述，从而推动其发展。

　　在过往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中，学者们大致形成了以下共识。首先，这一理论是现实主义内部的一个分支，与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的结构现实主义不同，它的关注点是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选择存在的差异，聚焦于在外交政策领域构建理论。其次，该理论将国际体系的特征作为自变量，将国内政治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强调后者在塑造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时传导、强化或扭曲前者发出的指令，但国内变量并不具有独立的因果效应。再次，这一理论所催生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用扎实的历史事件分析和细致的过程追踪来论证其核心因果逻辑。

　　尽管广为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体现在理论构建的严谨性上。一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概念。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被引入进来，甚至每位自我标榜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使用的具体国内变量都有所不同，比如领导人认知、国家动员能力、国家自主性、风险偏好、战略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不够明晰。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大多主张将体系层次变量作为自变量，但在多数研究中，体系变量更像是一个不变的背景要素，其具体构成要素以及与单元层次的交互作用方式并不明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理论著作，三位作者提出了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既超越了只解释结构现实主义反常案例的代研究，也超越了专注于外交政策理论构建的第二代研究。在此，三位作者确实重塑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继承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改进其内在缺陷，使之范围更广泛，概念更清晰，逻辑更明确。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范围得到重新定义。三位作者不仅寻求构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也试图将其上升为一种与结构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该理论既可以解释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变迁等国际结果。他们的理由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本身是由国家特别是大国塑造的，大国战略选择及其互动与国际体系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如，几个大国间爆发战争会推动国际结构从多极变成两极。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关键概念得到重新厘清。这一理论的特点是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起跨层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要素众多，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要素能够被纳入到理论之中。在国际体系层次，作者拓宽了结构现实主义对体系的理解，除国家间实力对比这一结构性要素之外，纳入了国际体系所呈现的威胁和机遇的清晰度以及战略环境的性质这两个要素。在国内层次，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在了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内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四组变量之上。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得到重新阐述。三位作者提供了比以往研究更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要素。为了搭建起一个更严谨、自洽的分析框架，他们将这些变量组织在一个有机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在此，重点是阐明自变量如何通过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尤其是哪些中介变量会发挥影响，以及具体影响的程度。作者强调，四组国内政治变量并不会同时同等地发挥影响。相反，它们通过认知（政策评估）、决策（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执行）三个阶段渗入国内决策过程，并且在每个阶段发挥影响的因素并不相同。此外，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受制于体系性质和时间范围两个维度。这套分析逻辑在书中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相关图表中得到了详细展示。

　　通过上述努力，三位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为了展示这一理论的效力，本书尝试解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四个经久不衰的争论，包括采取制衡战略还是追随战略更合理，霸权或单极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更可取，以及物质因素还是观念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更大。几位作者主张，这四个争论中彼此对立的立场并不全对，也不全错，而是有条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本书所强调的自变量——国际战略环境的性质。无论提供的答案正确与否，作者的思路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创新路径，即在原本彼此对立的理论立场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揭示具体命题成立的条件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并非易事，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困境。但理论研究者的可贵品质是踏实探索，而不是“喊口号”或“泼冷水”。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所表明的，一群对理论事业有志趣、有追求的同仁仍在扎实进取，寻求在解决既有理论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其向前发展。本书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并非新古典现实主义内在缺陷和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但不失为一种系统的、有益的尝试。显然，作者既解决了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和思路。这些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包括，国内政治变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外交政策与国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时间尺度对于理解战略选择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整合范式内或范式间理论的可能性，等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其产生开始就没有停留在一种抽象理论之上，甚至在本书出版之前，其理论化程度大大低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包括现实主义内部的其他分支。翻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可以发现，理论构建工作所占篇幅常常不过是开展案例研究之前的一个章节。但是，这一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跨越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两个层次之间的鸿沟这一核心理念得到大量的分析者的认同，愿意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经验研究，丰富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经验现实的理解。这本书则着力于更坚实的理论构建工作，为未来的实证研究留下了巨大空间。期待这本书引起国内有志于利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事实证研究的同行的关注，用更加丰富的经验材料和事实证据加以运用、修正和扩展。

　　刘丰2017年5月30日

书籍介绍

本书主要构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为研究者提供在外交政策、大战略调整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演变等方面理解的新视角。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的理解更加多元。本书系统地明确和发展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程，讨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范围问题，同时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研究路径区分开来，提供有关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