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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自传体小说集。小说透过童年英子的双眼，描述了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文字朴实温馨，故事生动起伏。读她，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看北京，看大人，看周遭的幸与不幸。

城南旧事（代序）

惠安馆传奇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 童年 骆驼队（后记）

林海音（1918—2001），小说家。原名含英。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随父母定居北京。1948年到台湾，任报社编辑，后主编《联合报》副刊。1967年创办和主编《纯文学》月刊。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城南旧事》、散文集《冬青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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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馆传奇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嘿！”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叉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叫我不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旋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糊糊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纽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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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馆传奇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嘿！”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叉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叫我不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旋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糊糊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纽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媒体评论

今天看完这本《城南旧事》，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何早先我不知道这是部如此精良的作品？

——叶圣陶 

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

——余光中

我被小说《城南旧事》中那种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深深打动了，整部小说充满了朴素、温馨的思想感情。当这部影片上映后，这种情感同样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吴贻弓

前言

城南旧事(代序)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是熟主顾，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以及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騃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